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加之共产国际派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和党中央代理书记博古的错误指挥，致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盲目地与蒋介石调集的30万强敌“堡垒对堡垒”拼消耗，红军在各路战场上屡战失利，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毫无希望。
    到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经丧失了60％的地盘，打到最后只剩下6个县城。中央红军在与强敌的多次消耗作战中也因大量伤亡而人员锐减。30万蒋军仍在继续由四面八方向红军实施包围压缩，蒋介石和他的德国顾问赛克特在中央苏区周围建起了由铁丝网和坚固工事连接起来的碉堡圈，用以封锁苏区对外联系的一切通道，并以火力捕杀每一个进出警戒线的可疑人员。他们以此卡住了苏区的一切贸易。苏区军民既不能将稻谷、玉米卖出去，也无法买到急需的盐、煤油、棉布等物资……。
    在此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下同）开始作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准备。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在蒋军的“铁桶”箍不断拉紧、根据地节节萎缩的情况下进行的。蒋介石的德国顾问赛克特并不知道“铁桶”内的红军正在干些什么，他跟蒋介石及所有的蒋军官兵一样，一直以为还是毛泽东在指挥整个红军。直至红军长征在三大主力军胜利会师的1936年，他们才发现毛泽东曾在那一年多时间内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
    红军“搬家”的各种准备紧锣密鼓。除了最高决策层，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红军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被迫“离家出走”，更不知道“背井离乡”到何处去，各人只奉命做该做的工作。
    为了使中央红军主力挣开蒋介石的魔爪，冲出赛克特的“铁桶”，中革军委“三人团”决定：派两支部队为前导，退出湘赣边区根据地，一支向湖南中部转移，与红二军团（当时改称红三军）取得联系；另一支由闽浙赣边区北上，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及地方武装会合。
    红军派出两个军团从东西两面突围转移，旨在引开合围中央苏区的蒋军主力，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以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和苏区机关定于10月初的大突围。
    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改名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奉命从中央苏区的东部杀出蒋军的合围圈。部队从瑞金出发，军团长寻淮洲（1935年牺牲，年仅22岁）率军单刀直人，一鼓作气冲破了蒋军的层层封锁，渡闽江，攻福州，转战闽东闽北，再北上浙西，最后到达皖赣边区。
    1934年7月23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作为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大转移的先遣队向西突围，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或到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汇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辅助中央红军的转移作战。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在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参谋长李达等领导人的率领下，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9月2日，红六军团进抵湘桂边界，由清水关进人广西。9月4日，红六军团经全州的石塘、麻市直抵湘江东岸，在全州凤凰嘴的董家堰找到一条卵石的滚水坝涉水渡过了湘江，而后登上越城岭，进至西延乡的大埠头（今资源县城），稍事休息后即向湖南城步县境内转移，最后摆脱了追堵的桂军，逐步向着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靠拢。
    在先遣部队红六军团西征两个月后，1934年10月16日、17日，中央领导机关、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和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8.6万余人分别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全面开始了战略大转移。当时的号的是去湘西北同二、六军团会合。
    经过近一个月的奋战，红军连续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由湘南的门户汝城、宜章一线向临武、蓝山、道州急进。
    中央红军的大规模西进，暴露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于是，蒋介石开始调兵遣将，紧急部署湘江战役，妄图迫使红军在潇水至湘江以东地区决战。辎重缠身，包袱沉重的红军队伍缓缓西进，在湘南整整走了20天，于11月22日才进至潇水之滨的道州。在敌人三路合击的紧急情况下，又匆忙作进军桂北、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准备。而此时，敌人已基本准备就绪，只等红军钻进“铁三角”。
    中央红军已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局面。湘江战役的成败将决定红军的生死存亡。当时的中央红军，虽在突破三道封锁线的多次战斗中有所减员，但总的建制和序列还是完整的，除了党中央、军委、苏维埃政府领导机关人员所组成的军委一、二纵队外，整个红一方面军所属的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有作战部队十二个师，计三十六个团，全军进入广西时尚有7万余人、装备有3.3万多支步枪、700余挺轻重机枪、15门迫击炮等。
    11月23日，进驻湖南道州（道县）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作出决定：为进人广西突破湘江防线而迅速开辟西进道路，打击尾追之敌。首先，决定打击尾追我军的周浑元第九十六师、李云杰第二十三师，而后迅速脱离敌人，于25日前全部渡过潇水；一部攻占湘桂边界的蒋家岭、永安关，一部分向南袭取江华。
    正当中央红军准备从湘桂边境的雷口关、永安关等关口进入广西时，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与坐镇南昌的蒋介石和坐镇衡阳的“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发生了矛盾，湘江防线的敌情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重大变化――桂军为了自身的利益，已在湘江防线向红军敞开了一条无主力防守的过境通道。
    桂系根据各方面情况分析判断：红军只不过是路过广西，不会在广西立足。他们认为：朱毛红军有10万之众，来势凶猛，桂军只有两个军，辖五个师十六个团，总计3万余人。“归师勿逼，逃师更不可逼”。如用3万人去堵十万红军，不被红军吃掉，也会打得两败俱伤。无论出现哪种结果，蒋介石都会以追击红军为名乘虚尾随而进人广西腹地，最终而导致广西沦为老蒋的天下。这显然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最担心的事。
    早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际，白崇禧的老同学――桂系派驻上海潜伏于蒋介石军方核心机构的王建平给白发来密电，说蒋介石已采用其幕僚杨永泰的毒计，旨在“一举除三害”。电文说蒋介石的意图是“压迫共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逐其进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国军的大举进入，如此而一举三害俱除，消灭了蒋的心腹大患。”
    既然知道蒋介石要想在消灭红军的同时消灭广西李、白和广东陈济棠的军队，所以桂系自有自己的打算。为确保自身的利益，桂系的高级军事会议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既要反共，又要防蒋；只能追击，不能硬堵。而最佳办法是：在红军人境前，将部队布防于湘、桂边境一带，摆出奋力堵击红军并与之决战的架势，用以应付蒋介石。如果红军仍沿肖克六军团故道过境，桂军则向南后移，在桂北让出一条通道，使红军尽快过境，而不让其进人广西腹地。红军通过时，可相机实施侧击或追击，这样既可促使红军快走，也不会冒红军主力回头打击的风险。桂系采 用这样的策略，其根本目的在于保存实力和地盘。
    桂军南移前的11月20日，桂系前线最高指挥官白崇禧便指示其高参刘斐以李宗仁的名义向蒋介石直接发电称：“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伤何总司令所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这时，桂军已做好南移的一切准备，个别部队已悄悄南行。22日，被白崇禧糊弄了的蒋介石复电同意。一夜之间，桂军主功全线南撤，仅在全州留两营干训队，灌阳留一个团，兴安留一个团，其余皆南移至桂林、平乐、阳朔、恭城。就这样，从全州到兴安60多公里的湘江沿岸已无重兵把守，湘江防线向中央红军敞开了。
    第二天，即11月23日，何键的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刘建，得知桂军南撤的消息立即向何键报告，何令刘部四个师南下全州。同时命令各路追击部队加紧追击，企图迟滞红军献行动，以便使刘建绪部能及时赶到全州填补桂军南撤之空档，继续实施其将红军“包围全歼于湘江东岸地域”的罪恶阴谋。
    这时，已进至道州潇水一线的中央红军如利用桂军南撤留出通道的有利时机抓紧时间轻装急进，则可在一昼夜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是，不肯丢弃轴重背着重包袱的中央红军仍按部就班、慢悠悠地行进，耽搁了最为宝贵的三天时间。